别有用心之徒上窜下跳，在报纸上推波助澜，渲染局势。
张汉卿正要如此：全国性两年的建设以来、尤其是农业方面因为投入了巨资，且因为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亩产量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长。
以号称“中国粮仓”的东北为例，到1924年底时全部粮食产量连续4年突破2000万吨，为张汉卿能够稳定上海局面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他正愁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商品粮没有销路，这不，机会自己就来了！
在东北，上好的大米，价格只有4分每斤，就是刨去运费，拉到上海来，该是多么大的一笔利润啊！
这也是一个清洗异心的好机会：因为中国长期孱弱，面对列强在中国的趾高气昂，免不了有些中国人犯了软骨头的毛病，更甚者有许多助纣为虐直接沦为外国势力的打手和先锋。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据张汉卿所知，便有一些人趁机发国难财，在英日势力的指引下有意识的跟着发难。张汉卿决心给他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张汉卿与匆匆从北京赶来的财经助手潘复及武警华东局局长张廷枢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
在这之前，中国粮油集团已经通过专列运送了大批粮食屯积在四行仓库，从天津通过大运河转运的粮船正潮水般向这边赶来。
6月30日，上海财经委员会和粮食厅宣布向上海市场抛出5万吨大米，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开展宣传，张汉卿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
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仗着资力雄厚，5万吨大米被一吸而空。7月14日，大米继续涨到3角8分每斤。
作为坐镇上海全权处理“五卅惨案”的中央大员，张汉卿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财经界首领以大局为重，“勿在此时作扰乱市场物价，各行业行会应以稳定上海大局为重，全力支持中央对此事件的态度和民众的呼声。”
他还在《申报》上刊登整幅文章，抨击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声色俱厉地强调：“所有米铺、商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均需维持在五月初的物价水平。擅自涨价者，将交处10倍以上、但不低于所销售物品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处于严厉的刑事制裁！”
上海省政|府颁布了严格的条例并成立上海市面稳定委员会来整治金融市场的混乱。
资本家们看惯了军阀政|府们朝令夕改的三令五申，信奉“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们指望通过贿赂执法人员以逃避物品的囤积，再在高价时卖出好价钱。
可是人民党的工作人员出奇地滴油不沾，种种的关系、办法在人民党上海省部及省政|府的严格控制下根本不起作用。
而且执法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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